一、北京地区织绣的发展 中国古称“丝国”，有着韵味悠长的织绣艺术发展历史。北京作为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织绣艺术宝库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大约在距今40～50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远古人类——“北京人”。1933～1934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约5万年至几十万年间的山顶洞人居住遗址。在他们生活过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一枚尖端锐利、针身圆滑、尾部穿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最粗直径33毫米，针眼部分虽已残破，但仍能看出其制作之精巧。这枚骨针的发现在我国织绣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表明5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原始的缝纫工具，能够给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这枚骨针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它不仅凝聚着人类的艰巨劳动，而且反映出我国远古时代的灿烂文明。
夏商周时期，织绣作为手工业的一个方面进步很快，这一时期是我国织绣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丝织品种除罗、帛、纱、绫、绢、绮、纨等，已出现了锦。1977年在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中期墓葬遗址。从出土的残碎铜泡上发现有织物印迹，经鉴定为平纹麻布，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物遗迹。
从西周至秦，北京历经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伴随着燕国封建制的兴起，北京的历史步入了封建社会。蓟城作为燕国都城，是当时“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已用帛交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诸侯争雄的局面，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燕国的故都蓟变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从而使蓟城地区的封建经济迅速走向繁荣。此时已能生产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绫、绢、绵等织物。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仍是诸侯国，复称燕，都蓟城。这一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
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绢织物较多，呈驼色、棕黄及深褐色。绢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平滑光洁细薄如纸，在低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织物表面几乎全为均匀的轻浮点所组成，织得极为紧密，是当时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绛紫绢地刺绣片有2件，推测可能是棺衣的某一部分。绛紫色，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由一条反S形为主干，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构成，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然后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故须分丝劈缕着意刻划，尤其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于表现力，实为一件优秀作品。漆沙冠残征，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据显微切片观察，漆膜中包埋着的织物组织为纂组结构。这种织物两汉时称之为“漆颴”，以后又称作“漆纱”，相沿约六七个世纪一直是制冠的高级材料。其组织是最基本的组带形式，它与平纹织物截然不同。
2000年9月25日，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布满云纹等精美图案，好似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大葆台西汉墓和老山汉墓出土的这些丝织品，制作精致，美观大方，为我们研究北京地区汉代织绣艺术提供了实证，填补了空白。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矛盾尖锐，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织绣生产管理上沿袭了旧制。
隋唐时期，幽州经济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低谷，得到迅速发展。据房山云居寺石经记载，丝织业已拥有一定规模，绫绢是当时幽州的土产贡品，幽州城内开设近30余家绢行，出售丝织品。
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北京建立陪都，称南京。接着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金朝又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命名中都。这一时期丝织业迅速发展，技术日益
汉代绛紫绢地刺绣片复制图
改进。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区清水河畔的斋堂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在人骨周围残留有彩绣花卉蝴蝶的棕黄色锦和黄锦残片，其精美程度表明当时的染色和纺织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蒙元崛起沙漠，进据中原，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兴建了大都城，从而使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
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族，喜欢豪华装饰，酷爱丝织品，尤其是织金织物(也称“纳石失”)。自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惊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马可·波罗曾描写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以每车500斤计，则达50万斤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在“共享富贵”的思想支配下，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在民间，由于丝织用金过多，以至于元政府多次明令禁止织造、出售织金织物。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与西域金绮工艺的交流，客观上造成了元代织金技术的空前发展，使蒙元时期的丝织物带有非常明显的异域风格。
明代是中国织绣工艺史发展的巅峰期。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分设有两京织染局，北京地区官营和民间织绣业均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丝织物更是京畿名产。京畿农村的家庭丝织业繁盛。东安县盛产丝、绵、绢等丝织品，昌平县出产麻和麻布，香河县、固安县、宛平县、永清县也都出产麻、丝、绢、绵、布等。无论官营私营机构，各种丝织物的纹样、质地都有了新的发展，“天下财货聚于京师”，丝绸贸易超过以往各代。
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堪称硕果累累。1976年4月，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了近20件明代衣衾。其中衣物有暗八仙黄缎方领坎肩、暗团凤纹斜襟短夹袄、云纹黄缎百褶裙、番莲黄缎百褶夹裙、斜方格黄缎斜襟夹袄、海水纹黄缎裙、黄缎引幡等，其中驼色云鹿纹补子斜襟短棉袄实为精品。
1961年6月，在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葬中出土83件明代衣衾，有妆花缎、状花绸、状花罗、妆花纱，还有暗花缎、暗花纱、天华锦、织金罗、素绸等，织绣纹样有云龙、云凤、水纹、缠枝莲、凤穿花、松竹梅、吉祥团花、云纹团凤、方棋纹等十几种纹样。其形制有朝袍、袍、半襞、上衣、棉衣、裙、裤、短裤、褥、被面、靴、鞋、头纱、霞帔等十几项。这批丝织品的种类较多，花纹复杂，衣服式样亦较全，尤其是质地保存完好。
1958年夏末，北京西城慈因寺出土了4件织绣品。其中蓝闪白机头缎，背面钤四印。根据其上印文和墨笔字考证，这4件锦缎是明万历(1573～1620)年间织造的，历史价值很高。它记载了织物颜色、纹样、质料、用途、尺寸及产地，工匠姓名、织造年月、监造人等内容的原始题记。它可以作为古代纺织技术的注释，成为研究古代纺织技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经历了337年，除一部分腐烂风化外，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完整无损。现保存匹料177匹，衣物467件。部分匹料上还保留有腰封，即两端印有云龙纹的墨书楷体长方形标签，上面记有织物颜色、纹样、织造人等。
定陵出土的成衣有衮服、龙袍、道袍、中单、裳、蔽膝、裤、女单衣、女夹衣、女丝绵袄、裙以及大带、绶、鞋、袜、被、褥、枕、膝袜、包袱等。出土丝织品种有锦、缎、绫、罗、纱、绸、绢、绒、改机、缂丝、刺绣11大类。织品上的图案极为复杂，线条细腻，有人物、动物、花卉、几何等纹样。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柘黄八宝松竹梅岁寒三友缎袍料、大红长安竹潞绸、黄织金细龙颵丝、织金妆花樗蒲纹纱等织绣品，均为明代皇家之精品。
定陵出土的成衣中，万历帝的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是目前所见到最早的缂丝衮服之一。此衣图案壮美，结构严谨，特别是十二章的部位、龙的形象、八吉祥的安排，都具有明代宫廷纹样的特点，是历代缂丝作品中少见的。
除出土织物外，北京地区传世织绣的收藏和保存亦很丰富。譬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明金地缂丝灯笼仕女袍料，以捻金线缂地，柿蒂内以灯笼仕女作主景，点缀湖石、花卉，为典型元宵节穿的灯景女衣。
明代北京织绣出土、传世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样之精，等级之高，在中外织绣史上均为罕见。这批丝织品的突出特点是种类多，纹样精，几乎综合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变化之大成。织物组织也比较完整，从平纹、斜纹到缎纹变化组织，从二重组织到沙罗复杂组织都一一具备。这表明当时的缫丝织绸技术已炉火纯青。自宋以来北京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北方特色的织绣传统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并确立了其地位。因此，明代是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颇为自豪的时代。
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后，因“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于是便“定鼎燕京”，北京再次成为封建帝都。清代北京的丝织业仍分官营和私营两大体系，《清会典》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京畿一带推广种桑、养蚕。北京织染局曾从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学徒领悟，如贡缎、江缎、大缎、浣花锦、金银罗绢等均能仿造。康、雍、乾(1662～1795年)时期是北京织绣的鼎盛时期，在继承明代艺术程式基础上，追摹唐宋遗风，织绣纹样精美，色彩和谐丰富。到了晚清，织绣过于繁颿堆砌而流于匠气，但精美绝伦的珍品仍不颾。
仅从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公主坟清墓出土的?花缎罩、白塔寺出土的10余件织绣品、北郊四道口清墓出土的22件织绣品，即可以看出，清代出土织物品种齐全，形制丰富，有不少卓具工艺价值和审美情趣的织绣品。
北京地区清代传世织绣品更是不胜枚举，如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具有新疆风格的织金簇花栏杆回回绵，用圆金、片金及孔雀羽3种线织就的普蓝地 织金云蟒海水妆花缎坐褥面；现藏于雍和宫的深杏黄色妆花缎乾隆朝袍、乾隆御用锁子纹织金锦盔甲；以及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绛色缎缉米珠绣云龙海水江牙纹嘉庆早期龙袍等。
清代由于江南三织造的崛起，北京地区织绣生产规模虽略小于明代，但基于悠久传统的陶冶和工艺的精进，其织绣品日臻完美，尽显风韵。
二、北京地区织绣的特征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历时数百年。这一时期北京的织绣工艺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
1.富丽堂皇的元代织金
我国用金线、金箔、金粉装饰建筑或反映在丝织物上的工艺历史悠久，到辽宁时期已趋于成熟。在丝织物上用金银粉末和极薄的金箔、银箔等贴覆而制出特有的金银闪光花纹的印金工艺，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金光灿烂、富丽堂皇的特殊效
果。但印金花纹不耐摩擦，牢固程度不如捻金线和片金线织成的锦，因而发展到元代，织金锦盛行。从用金方法上讲，织金锦有部分加金和全部加金之分。从加金技术区别，有片金锦和捻金锦两种。
元代丝织物流行窠状纹样。一是形状如带瓣的团花，称团窠；二是玛瑙窠，是三入的瓣窠；三是方胜窠，又称柿蒂窠或四出尖窠，呈方形；四是樗蒲窠，又称梭窠，如梭形两头尖，中间宽；五是滴珠窠或珠焰窠，形状如欲滴的火珠；六是如意窠，形为如意云肩状。
1955年在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织绣品种丰富。其中包括4片元代最具特色的纳石失金锦，上面织有唐草纹，出土时金光耀目。小花几何纹绫、柿蒂窠莲花纹绫，这两件丝织品图案为元代典型的纹样。缂丝紫汤鹅戏莲片，紫色地，上施黄绿相间水波纹和卧莲图案。卧莲之间有鹅嬉戏其中，故称之为“紫汤鹅戏莲”，其构图自然，用色简单，织造粗犷，工艺以平缂为主，为元代缂丝精品。刺绣“香花供养”云龙纹包袱，以平纹绢为地，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4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4字。绣工运用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方法。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还有海云和尚的贴罗绣僧帽等。这批元代出土的织绣品，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缂丝、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传世珍品黄缎地刺绣《妙法莲华经》第五卷，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为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之绣品，卷轴式，展长2326厘米，宽53厘米，经卷落款中记载刺绣地点、时间及刺绣人。五枚缎地，绣蓝丝绒楷书《妙法莲华经》经文第五卷，10752个字。经卷首尾各有一幅刺绣佛教图案。卷首绣释迦牟尼说法图，是此件绣品最精彩部分，画面构图严谨，内容丰富。卷尾绣韦驮像。此件绣品突出之处，一是工艺复杂、设色丰富、针法繁多，使用了平绣、网绣、打籽绣、缠针、松针、戗针等十几种绣法，根据人物形象和不同特征巧施不同针法和色彩，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融入了时代审美观；二是大量使用盘金、泥金、钉金、贴金箔等工艺，佛身以金箔作底，捻金线勾水田衣纹。经文中154个“佛”字，除一个为平绣金佛像外，其余均为金线绣字。此件绣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元代北京地区出类拔萃之珍品。
2.技艺精湛的明代妆花
明代北京地区除传统丝织品外，妆花工艺最具时代特征。妆花是南京丝织工人于明初创造的新品种，据明《天水冰山录》记载，妆花织物品种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绸等17种。妆花工艺是在传统的织锦基础上，吸收了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术，采用局部挖花盘织的织造方法而形成的一种丝织新品种。这种织造技术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作为织物整体纹样的妆花形式和织造方法，是明代丝织工艺的重大成就。妆花图案庄重匀称，色彩富丽，变化多样，图案内容极为丰富。有代表皇权，象征帝后的龙凤纹；有取材于大自然的生物形态；有以仙道宝物组成的图案；有人物、群仙祝寿、玉女献桃、童子戏莲；有吉语文字及其他题材组成的吉祥图案。
妆花在织造方法上采用不同色彩的纬绒作局部挖花盘织，因此，配色极度自由，可以达到得心应手、运梭如神的地步。在一件织品上花纹配色可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再加上主题花和大的宾花运用多层次的“色晕”表现，使花纹更显得生动优美，自然逼真。同时，还有不少织品除用彩绒妆花外，还加织金和孔雀羽毛线。以金线、孔雀羽毛线织出的花纹，往往用彩绒绞边；以彩绒织出的花纹，则用金线绞边。这种多种施色，灵活装彩的方法，使整个织绣品呈现出金彩交辉，雍容典雅的效果。
妆花生产过程极为复杂，从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到选料、染色、络丝、打线、络纬、上机要经过多道复杂的工序。妆花的织造费工费时。织造速度极慢，一天只能织两寸，故有“寸金换妆花”的俗语。所用原料除丝线外，还有孔雀羽毛线、金线。妆花织物是织造工艺水平很高，极其珍贵的一种提花丝织物，是专供“上用”的御用品。
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的织绣品中，缠枝莲地凤颼妆花缎裙，由两大片组成，驼色缎地，缠枝莲及祥凤颼。此裙提花规整，花型大而饱满，裙颼以莲花祥凤图案环绕整件裙围。它织造精细，花满地紧，图案亮丽。用料为名贵的妆花缎，是明代裙服的典型代表。
西城慈因寺出土的绛色勾莲八宝纹妆花缎月牙形残片，是用绛色丝线与紫赤明金织成叠胜万字纹地，填五彩吉祥八宝纹祥。此件为典型明妆花缎。
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出土妆花织物38件，其中四合云地柿蒂窠过肩蟒妆花缎袍，形制为斜襟、右衽、裙式。蟒袍前胸及后背柿蒂形内饰过肩蟒纹，蟒首在前胸主要部位，两袖各有一条长53厘米，宽14厘米的直袖蟒。蟒袍下摆分为三大幅，前襟、底襟、后襟。此件妆花缎袍为明代皇家珍品。
德胜门外冰窖口公主坟清墓出土的明代黄色凤鹤樗蒲纹妆花缎帘，黄色五枚缎地，纬线显花，以凤鹤相戏图案构成橄榄形樗蒲纹，金线绞边。樗蒲纹起源于唐，主要有龙凤、团龙等纹样。这种凤鹤樗蒲纹样自唐以来是很少见的。
定陵出土的丝织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妆花。出土的170余匹袍料和匹料中妆花织物有17个品种，占了一半以上。红织金妆花奔兔纱，是万历棺内随葬物。兔口衔灵芝，奔驰行云之中，背负灵芝托，生动活泼。第一排托内承团鹤，第三排托内承无极纹；第二、四排兔在奔驰中回首相顾，灵芝托内承一“”字，花纹图案每四排一循环，为妆花织物精品。万历棺内柿蒂形龙云肩通袖织金孔雀羽妆花罗龙袍，从设计、选料、妆花、织造技术等，都极其精美，代表了明代妆花织物最高水平，显示出我国传统丝织手工的高超技艺。
明传世织绣品红地织金云蟒纹妆花缎织成帐料，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帐面共织金蟒69条，其中正面织升蟒3条，升蟒上部为两条行蟒呈戏珠状，间以12条界蟒分开，帐沿四周织金蟒52条。蟒纹使用赤圆金，淡圆金金线织制，片金线勾轮廓，生动威猛，有强烈的动感。四合如意云和骨式云以蓝色为主，在红色底色的衬托下，显得凝重华贵。此帐料制作精良，幅面宽大，保存完好，实为罕见。
这些出土、传世妆花织物，不仅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明代丰富的妆花品种，而且使我们了解到它的制作工艺，这是一份极为宝贵的艺术遗产。
3.绚丽多彩的清代锦缎
清代丝织工艺不仅保留和发展了传统的品种和织造技术，而且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在品种繁多的丝织工艺中，最具有特色的当属锦缎。尤其是八枚缎的流行，把缎织物光洁平滑的特性发挥到极至。
锦是多彩提花丝织物的泛称。《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锦是以彩色熟丝、经重(或纬重)组织、提花织造的高级精美丝织物，一向以其织造技术复杂，花纹图案丰富，色彩艳丽著称。清代锦的产地很广泛，几乎遍布全国。最著名的品种首推“宋式锦”、“云锦”、“蜀锦”。清代京制锦缎在此基础上也有长足发展。
宋式锦是苏州生产的，其花纹图案风格、色调及织造技术，常常仿宋代织锦的特点，故人称“宋式锦”。其主要构图形式是在几何图案的骨架上，添加各种形式的花纹，花中套花。如各种形式的天华锦，八达晕锦、龟背锦、万字曲水锦等。因而有“锦上添花”之称。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浅黄色团龙“万寿”字纹锦盒面，浅黄色地，上布满普蓝色几何骨架，形成龟背纹。龟背纹内，以孔雀羽和不同色彩的纬线填织成龙、灵芝、花卉等图案。像这样颜色丰富，配色巧妙，花纹复杂、织工精细的花纹，可说是织锦技术达到高峰的代表作。
云锦是南京生产的传统手工艺品，图案花纹端庄大方，设计严谨。常用的花纹有各种形态的缠枝莲、缠枝牡丹、折枝“三多”，各种花果、龙凤云纹等。云锦用色的主要特点是浓重、鲜艳、富于变化，特别是大量使用金线，更显得光彩夺目。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冰梅纹织金锦，织金地，纹样采用冰纹，梅花、竹叶、灵芝等显花效果好的小单位花纹，即满花或称“遍地花”，以达到充分的显金效果。北京顺义县张镇塔基出土的红柿蒂“福”字方补纹织金锦罩，织锦中央是以片金织“福”字柿蒂图案为主景。柿蒂外，围绕着“福”字片金织双狮滚绣球，狮子周围织出规则的串枝牡丹图案。此罩整体构图紧密，织造规整，切金匀细，纹饰醒目。地景以大红色衬托主题，色彩绚丽华美，金光灿烂，给人以美的享受。
蜀锦产于四川成都，其用色鲜艳、协调，织造精致、细密，质地轻薄、柔软。地组织有缎纹和斜纹，很适宜作衣料、被面。蜀锦的花纹，以轻线彩条起彩，彩条添花为多。也有纬线起花织物，花纹为方形、条形骨架，再添加各种花鸟、人物等纹饰。花纹图案循环较小，多为对称的构图形式。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木红地百子纹锦夹被，童子弄笙、斗蟋蟀两种纹样反复循环，质地锦薄，具有蜀锦风格。
宋式锦、云锦、蜀锦，都是清代北京地区流行的丝织品，其产地虽然以南方为主。而南产北销的局面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尤其是云锦，其销售集散地主要是北京。这是由于北京是当时的封建政治、经济中心及交通枢纽的特殊位置决定的。
清代缎织物名目之多，花色之丰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缎织物，据不完全统计有：妆花缎、暗花缎、织金缎、二色缎、闪缎、漳缎、绒缎、花缎、巴缎、库缎、贡缎、片金缎、库金等30余种。这些不同名称的缎织物，如果从织造技术和外观特征区别，可以归纳为：暗花缎(包括素缎)、织金缎、花缎、妆花缎四大类。
暗花缎，清代又称库缎，为本色单重提花缎织物。清初沿袭明代织法，以五枚二飞或五枚三飞为主要缎纹组织。从乾隆初期开始，除继续织造五枚缎外，更多的是织造七枚二飞、七枚三飞或八枚三飞等缎纹组织。这是清中期以后缎织物的特点之一。暗花缎一般是经缎纹地，纬缎纹花，故又称为正反缎。正反缎是利用经缎纹和纬缎纹对光的反映程度不同来显示花纹的。如北京北郊四道口清墓出土的22件织绣品中的行云团龙暗花缎、海水江牙暗花缎，云纹暗花缎、团龙暗花缎等多件织物，经缎纹地非常光亮，纬缎纹花清晰，具有突起的艺术效果。
织金缎，清代亦称“库金”，是在五枚、七枚、八枚暗花缎或素缎地上，以圆金线或片金线作花纬或地纬织造的一种缎织物。织金缎的外观光亮耀眼，具有雍荣华贵的装饰效果，可以作衣服、被褥的面料以及鞋帽的边缘等。故宫博物院藏有相当数量的织金缎是专供“上用”的。北京白塔寺出土的月白团龙杂宝纹织金缎包袱，以八枚月白色素缎为地，用片金织团龙、杂宝团花图案，花型较小，金色柔和，金、彩搭配巧妙，华而不俗。
花缎是指在缎纹地上以彩色起花的彩色花缎。清代花缎的品种有二色缎、闪缎、鸳鸯缎、漳缎、广缎等。其中闪缎在清时颇为流行，经纬丝常用对比强烈的两种色彩，从不同角度观看，织物表面呈现闪色变化的效果。
妆花缎是南京云锦的重要品种，是以缎纹组织为地，采用挖梭技术织造的高级丝织品。由于使用了挖花技术，妆花缎的用色不再受到限制。妆花缎色彩艳丽，轻薄柔软，美观而又实用，具有织锦的效果，受到时人的喜爱。妆花缎的用途很广泛，是制作服装，被褥、垫面及室内陈设品的高级材料。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黄云龙妆花缎袍，地为八枚缎，圆领，右衽，左右开裾，是按设计要求织成的。领边、襟边、马蹄袖为纳纱绣海水云龙纹。胸前妆金正龙取坐势，是龙纹中最庄重、正规的姿态。袍料用色、用金纯正，精致华美，为康熙时典型龙袍式样，足以代表当时妆花缎织造最高水平。
清代是中国古代织绣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流通，贸易的往来，代表清代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锦缎在北京地区兼收并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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